中医临证遵循标本辨证，此观点的提出，绝非有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笔者曾在乔振纲教授指导下深入浅出，从多个方面论述了标本辨证思维体系的理论渊源、临床运用中的现实意义以及其哲学内涵，并已形成文字，先后发表于国内多家专业期刊。随着研究的进展，笔者日益意识到，挖掘隐匿于治未病思想中的标本辨证，将是创立标本辨证学术思想体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其实细究起来，治未病思想最为亮丽的部分，并不在于其中医学术上的内容。在其背后，由于屹立着驳杂而又精彩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治未病思想里面的辨证哲学内涵才是最值得我们去分析研究的东西。中医界同仁多从学术观点阐述治未病思想，并认为其理论基垫往往离不开《黄帝内经》与《伤寒论》这两部经典。同时，我们会发现，治未病学术思想其实根植于治未病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在《易经》与《道德经》等诸子经典中就能寻找到其零星闪烁的影子。从某种程度来言，治未病学说完全可以被视作一种正确的思维模式——注意，笔者在此有意把治未病思想分割成两块儿，分别是治未病学术思想和治未病哲学思想，以便从源头分析治未病思想对于中医标本辨证的影响。
　　一、治未病思想与标本辨证拥有相同的哲学基础
　　毋庸置疑，从粗略的角度来看，标本辨证理论与治未病思想的共同基础都是阴阳五行学说。再仔细剖析下去，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标本辨证理论，还是治未病思想，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哲学特质——这就是运动观！对中医而言，是否把握住辨证的运动观与治疗的运动观，将直接决定临床治疗的效果。我们知道，单一机体之内，疾病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这就决定医者必须以运动的思维去处理所面对的病症，并不断变化所用药物。这与西医治疗疾病，经年累月不改变所用药物是有本质区别的！
　　《道德经》云：“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中庸》云：“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庄子》云：“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因于彼。”《易经?系辞》云：“一阖一辟为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这些精彩内容阐述出变化机转之理，透露出掌握先机的重要性。
　　追溯《易经》中的观点，不难看出，“易道”的主旨内核就是运动。从太极到两仪再到四象，乃至八卦，无一不是因运动而变化，因运动而存在。六十四卦卦卦有六爻，每爻有爻辞，这些爻辞说明时空变化下的卦象反映，同时昭示应该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所以，“易”就是运动变化。老子认识到宇宙间的事物都处在变化运动之中，事物从产生到消亡，都是有始有终的、经常变的，宇宙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事物都有自身的对立面，都是以对立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没有“有”也就没有“无”，没有“长”也就没有“短”。显然，“防患于未然”，从来都是国人理性处理问题的思维之根。对我们医生的警示就是：始终都应在问题出现之前发现问题，在疾病发生之前发现疾病。
　　治未病思想绝非僵硬的预防保健，它需要对事物不断地观察、分析，并做出正确的判断，以便随时为治疗用药提供切入点。张仲景虽无明言《易经》对自己的影响，然而我们仍能够通过《内经》中关于六经的论述，以及后世医家对于易与医在哲辨方面的理解，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譬如“七日来复”一词，即出现在《伤寒论》中，又出现在《易经》中，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可能会被许多医家所忽视，然而它却说明了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运动规律。
标本之精义，正在于运动变化，故而非标本不能言中医变化之机理。变化之初，必有蛛丝马迹。变化之道，缘于时机。变化过程，天人合一，融合各种因缘条件。变化结局，必循标本机宜。至于未病欲病，已病传变，甚而整个治未病理论，犹贵契合变化之理。
　　二、立足于体质的标本辨证恰是治未病预防思想的体现
　　疾病之前是未病状态。人之所存，必历生死。生死之间，就是疾病与健康斗争的过程。治未病思想的缘起，实际上是基于对人体大健康的考虑，并非完全着眼于治疗。只是随着人们对于这一思想的理解和拓展，才于更广阔的内容中植入了治未病思想。元代朱丹溪指出：“与其求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提出了预防与养生的重要性。
1.体质之辨证，根本在标本
　　治未病思想的重要核心是必须弄清楚体质，在此基础上才好推行其预防思想。近几年中医体质学说的兴起，正是治未病思想的延伸。熟悉病人的体质，可以明晰机体患病之后的传变规律，而对体质的辨析，可以视作辨证的基础。根据现代医学理论，人群健康状态可分为三种：一是健康未病态；二是欲病未病态；三是已病未传态。因此，“治未病”就是针对这三种状态，具有未病养生，防病于先，欲病施治，防微杜渐和已病早治、防止传变的作用。《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将体质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九个类型。这些体质的存在和发展对机体有何近期影响，又有何远期预估，医者应该如何随即应对，以防止出现变症，都是辨证中必须要明白的。
　　标本之于生命机体而言，体质为本，疾病为标；旧病为本，新疾为标。乔振纲教授曾对笔者说过一句话：对于亚健康人群的中医调理，其实质就是调理体质；对于患病人群的治疗，关键要把握住症状表现。而无论是体质调理还是症状治疗，都离不开标本辨证。这些话言简意赅，直中要害。
　　严格地说，完全阴阳平衡的机体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会因为基因、地域、时空、性别、年龄大小、所处环境等等因素而表现出不同的体质偏差。这些实际存在着的体质偏差为我们运用标本辨证提供了契机。然而，如果通盘考虑到人体脏腑功能，并以阴阳五行学说来剖析的话，上述单一体质的归类，在实际诊断辨证上仍显不足。因为机体之内，脏腑功能之间的协调性并不一致，有人肝热胃寒，有人胃强脾弱，有人阳虚夹湿，有人气虚血瘀，不一而足。笔者以为，如果站立在中医调理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就有必要在上述九种体质之外，再结合脏腑辨证，并最终厘清体质与脏腑之间的标本关系，然后确定调理方法。
　　譬如气虚体质：元气不足，以疲乏、气短、自汗等气虚表现为主要特征。其形体肌肉松软不实，平素语音低弱，气短懒言，容易疲乏，精神不振，易出汗，舌淡红，舌边有齿痕，脉弱；易患感冒、内脏下垂等病；病后康复缓慢；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差，不耐受风、寒、暑、湿邪。健康体检指标又都正常。上述信息属于体质的表现，可以视作常证，或本证，可以不予治疗，但如果要对之干预调理的话，就要结合四诊，再行剥茧抽丝，重新理出标本，以便针对性地选择用药。因为导致气虚的因素千差万别，有人是因为手术出血所致，有人是因为长期腹泻所致，有人是因为熬夜失眠所致，等等，这些情况下标本都会发生转化。
　　体质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具有动态可变性。由于还受环境、精神、营养、锻炼、疾病等内外环境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体质多数情况下并不单纯呈现，而是相互掺杂。我们临证当中一定要通过标本辨证，正确把握，争取获得最为合理的辨证结论。
2.预防的前提，须明白常证和变症关系
　　在一定时空环境下，常证并非是疾病态，而是体质阴阳相对偏差之于机体阴阳相对平衡的稳定反映；变症则是疾病态，是失衡的阴阳态，也是本证失常之后的反映。笔者以为，体质之于疾病，可以视作常证（即未病状态）；常证之调理，可视为治未病；常证之变化，是谓疾病，此时治疗，便是治未病之已病防变。
　　如果用标本辨证来分析常证与疾病的关系，则常证为本，疾病为标。素往体质是谓常证，一般不会轻易改变，和个体生活习惯、所处环境密切相关；而变症，也即疾病，则是在常证的基础上，人体由于外在致病因素或内生疾病所导致的不良症状，可能只是暂时的不适表现，也可能会在致病因素下长期存在下去。阴阳完全平衡的人体很难找到，所以人体的阴阳肯定会有所偏差，这是患病后机体会出现何种症状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多数疾病会依身体之常势（本证）而呈现出相应的阴阳虚实表现（标证），当然也存在由于误治而出现阴阳寒热的非常规变症。譬如寒热往来是指少阳病正邪相争所出现的热型（标本混杂），就像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一样，少阳病存在着强烈的变数，往哪个方向变？又该如何预防？是化热？是转寒？和机体的常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时，对于疾病信息的标本把握显得至关重要。
　　中医治疗疾病，辨证是辨常证（本证）基础上的变症（标证），治疗变症（标证）的时候要考虑到常证（本证），莫要顾此失彼，把常证（本证）的平衡打破。应时时都要有治未病的思想准备。而对于病人常证（本证）的把握，在辨证用药时亦很重要，常证（本证）是治疗疾病的底线，是不可逾越的雷池，甚至所有的治疗都是围绕着常证（本证）而展开的。比如治疗脾肾阳虚基础上的热症，用药苦寒须中病即止，莫要逞强损及常证（本证）；治疗肝肾阴虚基础上的寒症，用药温散同时不可劫伤阴液。
　　对于“未病养生”者而言，其体质偏差既已客观存在，治未病又该如何下手呢？这里笔者认为，此时的治未病措施就应该遵从并保持体质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这一前提，也就是立足于本证，消除标证，补不过量，泻不过分。不加甄别地进补或者攻下都是错误的。
　　三、立足于病症的标本辨证实质是治未病治疗思想的体现
　　唐代医家孙思邈提出了“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他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用针刺预防中风的具体方法：“惟风宜防尔，针耳前动脉及风府神良”。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根据温病的发展规律和温邪易伤津耗液的特点，提出对于肾水素虚的患者应防病邪乘虚深入下焦，损及肾阴，在治疗上主张在甘寒养胃同时加入咸寒滋肾之品，以“先安未受邪之地”。以上这些都是既病防变法则的典范。
　　对于治未病思想中的“已病早治、防止传变”来言，临床辨证的要点在于，一要弄明白早治意义所在，以及该如何早治。面对纷繁的病症，从促成阴阳五行、脏腑功能的协调平衡入手，采用标本辨证的原则，审慎考虑用药轻重，如此才能达到防止传变的目的。
　　笔者早前已撰文阐述了标本辨证的哲学内涵，指出标本辨证作为一种独立的辨证体系，具有类似于定理、公式化的模板作用，即对于临床思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内经》有言：“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有生于中气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中气而得者，有取标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逆，正顺也。若顺，逆也。故曰：知标与本，用之不殆。”这句话道出了在治疗用药之前，务必要明白疾病所现症状的标本主次——疾病不是死的，在疾病变化过程中，标本主次也是会随机变化的，相应医生的治疗方法也要跟着变化。
　　疾病之标本分别，遵循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围绕着促使人体健康态势发生转向的根本要素为本，次要因素为根本要素的表象，或者是一些可能会影响到人体健康态势逐渐发生转向的因素。譬如病毒性感冒对于人体健康而言为标，然而随着病毒性感冒的演变，它又极可能导致人体健康发生根本的倾斜，酿成祸端。基于标与本的相对性即一定阶段上的互相转化，我们在治疗用药过程中只有紧紧抓住标与本的区别，才能最大限度地改善病人的病症，起到治未病的效果。也正是在这种逻辑之下，标本辨证与治未病思想发生了清晰的交集。
　　从诊断走向用药，中医比之西医的优势在于其拥有独特的辨证体系，围绕着四诊所得的疾病症候信息，归纳总结出一个“证”，而证又以症为核心，随症变化而有不同命名。在西医眼里，疾病是死的，在中医眼里，因为症的不同，同一种疾病由于证的不同而用药也要随机变化。在西医那里，糖尿病、高血压、胃溃疡等，可以长期服用一种药物而不加以变化，结果在服药过程中，不断出现各种并发症，或者直到并发症出现之后才被迫改变用药方法。治未病的高明之处，在于时刻警惕未然之疾病，或者时时以防患于未然的思想去考量疾病的发生发展。
　　相比于治未病思想的欲病施治，防微杜渐，标本辨证更为具体，其单刀直入，直接指导临床诊断和用药。相比于治未病思想的瘥后调摄、防其复发，标本辨证理论着眼点更为实际，也更为结合临床治疗。相比于治未病思想的欲病施治，防微杜渐，标本辨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抓住体质与疾病的关系。相比于治未病思想的已病防变理念，标本辨证可以让我们在治疗中更为严谨地区分疾病中的主次矛盾，并最大程度地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四、标本辨证就是治未病思想的具体化运用
　　标本辨证只是临床诊断、治疗用药时所采用的一种思维过程，其与治未病思想仿佛并没有过多的交集。然而，由于标本辨证所涵盖内容的逻辑性以及其所具有的强烈哲辩内涵，我们便很轻易地发现它与治未病思想有着共同的根基——运动观。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沟通，彼此弥补。相比较治未病思想的提纲挈领，标本辨证则更为细致入微。接着我们还发现，治未病学说的预防思想以及治疗思想都可以用标本辨证进行诠释。这些正是笔者撰写此文的缘故。
　　我们认为，标本辨证统领中医治法选择之根本。单一病症的治法可能简单，复杂病症的处置，便显得复杂；同一种病症，可能因为标本观念的不同，治法选择上也会有所不同。辨证与治疗之间具有严格的标本从属关系，辨证为本，治疗为标，治疗始终从属于辨证。《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道，是指精神、思想；器指存在形态。引而申之，辨证、治法与标、本之间就是道和器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治未病学说凸显出了中医整体观思想，那么很显然，标本辨证正是对中医“整体观念”的具体化运用。
　　病机之意义，包括疾病的“发生”（病因）“存在”（病症）以及“变化”（受病之脏的传变）三个环节。其对治疗的影响，笔者以为，主要还在于促使医者能够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角度进行以“治疗为标”的理性应对，时刻围绕着病机之本对症治疗，以期达到人体阴阳、气血、虚实“而致和平”之目标。标本之辨证，贵在熟悉先病，把握后病，断不能顾此失彼，丢三落四，失却整体观念。医家治病，审时度势，求疾病急慢之本，目的并不在疾病之大小轻重，而是要着眼于何种疾病占据了主导地位，更能对机体造成严重危害。“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之见，盖在于此。其中的治未病思想一目了然。
　　纵然“有其内必有其外”，但许多疾病的发展初期并不给中医以明确辨症的机会。没有了症，也便没有了病，这是传统中医的逻辑。拘泥于症状的诊断方法有时是危害很大的，我们的治疗要敢上疾病的发展势头才行。因为疾病的初期，人体的整个阴阳偏差尚处于机体自身能够调控的范围内，但到疾病的极期，疾病已经控制了整个人体的阴阳状态，人体便会呈现出适应疾病存在的状态，于是，人体素往的阴盛阳虚体质可能会变成阴虚阳盛体质，阳盛阴虚体质也可能会变成阴盛阳虚体质。疾病变化多端，其所呈现出的各种症状，哪些是本症，哪些是变症，而变症又是如何出现的？何时出现的？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折射出治未病思想的重要意义！经言：“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我们这里要说，清晰的
　　标本观是正确辨证以及辨病的前提；不具有治未病远见的医生不是一个好医生。